监察御史是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内部设立的一种用以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的特殊官职。唐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随着科举制度日臻完善，一大批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有识之士有机会进入官僚阶层，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其中，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曾担任监察御史一职。他们不仅才高八斗，学识渊博，引领一代文风，而且都有着一股浓郁的悲天悯人的清廉情怀。

韩愈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但直到50岁时，才因参与平定淮西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韩愈生活的晚唐社会，尚佛之风日炽，上自文武百官、李唐天子，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无不敬心以事佛。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迎佛骨一事。《旧唐书·韩愈传》载：凤翔法门寺藏有佛指舍利一节。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皇帝派中使杜英奇等人将舍利迎入宫室，敬奉三日。期间，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普通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以求供养者。诚所谓“过犹不及”。 面对皇帝、百官、百姓如此疯狂痴迷、愚蠢的礼佛之举，“文起八代之衰”的思想家韩愈毅然奏表，慷慨陈词，痛斥迎佛骨之弊，成就了他的散文名篇《谏迎佛骨表》，也为后世的武宗灭佛作了一定的思想铺垫。遗憾的是，韩愈的直谏并没有使当政者清醒，还差点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所幸有裴度等大臣出面营救，最终落得个贬宫潮州的下场。赴任途中的韩愈离开长安，行至兰关，难以抑制胸中愤懑之情，吟诗一首留给前来送行的侄孙韩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诗中流露的是一代监察御史的凛然正气，是对国家社稷无私无畏，无怨无悔。

柳宗元小韩愈六岁，20岁中进士，31岁任监察御史，因参与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被贬为永州司马，谪居十年之久。后虽于元和十年短暂回京，但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直至走完人生旅程。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大唐帝国早已盛世不在，各种社会弊端日渐显露，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时局动荡，官场腐败。在如此恶劣的社会氛围中，博闻强识的柳宗元并没有被流俗所吞噬，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能保持一种内心的澄澈。在朝为官时整敕腐恶、力主革新；被贬地方后依然痴心不改，同情弱势，关注民生，坚守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并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倾诸笔端，或寄寓理想，或针砭时弊，营造出一方清雅淡静的历史天空。《永某氏之鼠》把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深刻有力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黔之驴》暗喻小人得志虽能嚣张一时，却不能长久，依仗权势的小人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下场。《捕蛇者说》则通过捕蛇者蒋氏对其祖孙三代为免交赋税而甘愿冒着死亡威胁捕捉毒蛇的自述，反映了中唐时期我国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文中所引用的孔子语“苛政猛于虎”，堪称历史是最早的廉政宣言。

刘禹锡长柳宗元一岁，又与柳宗元同科及第，同样是在监察御史任上因永贞革新一案被贬为郎州司马。坎坷的境遇和仕途的失意迫使他远离官场的喧嚣，醉心于内心世界的观照与冥想，凝炼出一种清峻明朗的诗风。“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是阅尽繁华的内敛，是人生无常的慨叹，是彻悟之后的达观。最值得一提的要算他的《陋室铭》。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陋室之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虽寥寥数语，其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便跃然纸上。

中央纪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强、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高素质纪检监察干部队伍。适应这一要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不但要加强学习、提高修养、改进作风、培养情操、锻炼能力，也应该从我们前辈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感悟他们悲天悯人的清廉情怀,不为流俗所惑,从容淡定,坚守心中那份澄澈，无愧于历史的重托。

（泾阳县纪委监委 杨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