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鹖冠子》系战国时楚国隐士鹖冠子所著，其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家兄弟三人都精通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道：“长兄最好，仲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又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回答道：“我长兄治病，治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查出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知道。我仲兄治病，治病于病情初期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动作。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就响遍全国。”文王说：“你讲得好极了。”

掩卷深思，感触良多。扁鹊三兄弟治病，由于诊断病情和治病“火候”掌握的三个不同阶段——病情发作之前，病状起初之时，病情严重之后。因而，他们三人在行医过程中给患者造成的影响、损失就不一样，治病的效果及“口碑”也就大不相同。凡病情发现得越早，患者所受痛苦就越少、所花费的钱就越少，痊愈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如果病情发现越晚、或者早已发现病情却讳疾忌医，错过最佳治疗期，虽有起死回生的神医之名，给患者带来的人身痛苦及经济损失就太大了，甚至由于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药。

纪检监察工作与大夫医病救人有异曲同工之处。扁鹊三兄弟治病的故事，对于监督执纪工作，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纪检监察机关是监督执纪执法机关，监督执纪问责如同治病。王岐山同志关于“四种形态”重要论述中指出的“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正如名医扁鹊长兄治病防患于未然，趁早注射“预防针”，及时避免党员干部放松警惕导致思想“生病”；“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正如扁鹊中兄治病体现抓早抓小，露头就打，以避免党员干部铤而走险滑向腐败；“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正如“扁鹊治病”需要进行“大手术”避免党员干部陷入腐败的深渊，对于无可救药的党员干部只能“猛药去疴”坚决清理出党员干部队伍。

锒铛入狱的贪官们在追溯犯罪的内因时，无不痛心疾首、懊悔万分；而在说到外因时，不少人都埋怨“缺少批评监督” “组织提醒少、发现晚、处理轻”等等。且来看看下面这些贪官在《贪官忏悔录》中声泪俱下的忏悔：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我先后担任了几个单位的‘一把手’之后，感觉好像进了‘保险箱’。从那时起，我再也没遇到一次令我紧张的上级领导谈话，再也没有听到过一句同级领导的忠告，再也没收到过一封语气尖锐、来自群众的批评信……自己的阴暗心理、道德弱点、畸形需要，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开始泛滥了。”如此这般的说法还有不少，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在接受组织调查时说，“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河北“第一秘”李真身陷囹圄时也悔恨“没人早点提醒我”……

腐败干部们如此忏悔，自有为其开脱的成分，但确也反映出少数单位对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缺失、对其日常言行监督缺位，对已经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未“红脸出汗”，进行严厉批评，任其滋生蔓延。对于已经违纪甚至违法行为不敢“亮剑”，导致其行为愈演愈烈，违纪违法情节更加严重，周永康、赵正永、冯新柱等腐败分子就是平时放松世界观改造，私欲逐渐膨胀，不惜铤而走险，渐渐滑入了犯罪的泥潭，走上了“不归路”，成了党和人民的千古罪人。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体现的就是强化对党员干部事前的防范、小事的监督，通过适时的“敲打”，促使党员干部悬崖勒马，幡然醒悟，避免由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将那些尚未发病和病情尚不严重的“患者”医治在萌芽状态，对“少数”和“极极少数”严查严办，综合运用党纪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手段，对各种违纪行为动辄则咎。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只有通过有力有效的监督，才能教育引导干部做良好政治生态的坚守者、维护者、建设者，推动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