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送“礼”
1928年的一天,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大摆婚宴,刘府门前车水马龙,贺喜之人络绎不绝,各种礼物堆成了山。
这时,当差的进来禀报:冯玉祥的礼物到。刘纪文一听,顿时眉开眼笑,露出一副得意的神色。他知道,冯玉祥从来不给当官的送礼。当初他给冯玉祥送喜帖,专门面请冯来喝喜酒时,冯只是不冷不热地说:“我从来不嗜烟酒。不过你是南京的父母官,大喜之日,我一定送点薄礼。”刘纪文认为冯玉祥只是客套,没想到冯真的送了礼,面子确实不小。
刘纪文神气活现地站起来,高声宣布把礼物拿进来,当众打开。在座的听说冯玉祥送了礼,都觉得很稀罕,新闻记者更是感兴趣,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个究竟。
礼拿进来了,是一个红布包着的小木盒,盒子里是一摞厚厚的纸。再仔细一看,这些纸都是南京市民告状申冤的状子。刘纪文看到这里,气得脸色发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徐向前拒“礼”
在徐向前家中的墙上,贴着几条家“规”:一、我看的文件和内部刊物,不准亲属翻阅;二、我用的保健品,不准家人使用;三、我的专车不准亲属子女乘坐;四、不准接受任何礼品。
有一次,一位老部下从东北进京开会,会后带着礼物来看望徐向前。
徐向前问:“这盒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一点长白山特产。这,这是全军官兵......”
“全军官兵让你给我送礼?”徐向前很不高兴。“身为一军之长,想的不是如何提高军队的素质,而是来给我送礼。来,给我念念这墙上的规则。”
老部下只好硬着头皮念了一遍。
“好,就这条!”徐向前指着第四条说:“你必须把东西带回去,并要记住,以后再来,说什么也别这么做了。”
周恩来还“礼”
1960年,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有一个省的领导派人给周总理送来一些鱼。周总理让工作人员给这个省去电话,指出这样做不好。他说:“我不赞同送礼。即使是老熟人,老战友,我也不赞成送礼。”送来的鱼,周恩来一条没吃,做了妥善处理。一次,一位跟随周恩来多年的老同志托人给他捎来一些果品,周恩来怕果品退回去弄坏了,造成浪费,就嘱咐工作人员,按双倍的价钱给这位老同志汇了钱去,并写信告诉他,往后千万别再送礼。工作人员说:“寄双倍钱去,不是叫他为难么?”周恩来严肃地说:“对,我正是要教育他,让他知道不该送礼。”
吉鸿昌收“礼”
吉鸿昌有一条“禁令”:“凡来访者不准以礼馈赠”。一天,一位老部下,冒着生命危险来拜访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盯梢的他,知道吉鸿昌爱枪,临别前小心翼翼地拿出两支德国造的盒子枪送给将军留作纪念。吉鸿昌自背弃国民党后,即变卖家产,为革命事业购置枪支弹药,爱枪之心有增无减。因此拿着这两支枪他爱不释手。但又一想,这样做违背了自己的“禁令”。怎么办呢?他思忖了一会儿,决定破例收下这两支枪,把自己出国穿的一件大衣回赠了这位老部下。
邹韬奋斥“礼”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时,素以主持正义著称。当时,不少读者写信给邹韬奋,反映上海大厦大学校长王伯群贪污公款用来结婚建藏娇楼,要求对其进行舆论遣责。邹韬奋当即派人前往王伯群私宅进行深入调查,并拍下五帧照片,准备在即将出版的《生活》上刊出。 王伯群闻讯,马上派人给邹韬奋送来了重礼,巨款10万,企图阻止《生活》暴露真相。来人还进一步许诺,让邹担任一个挂名官职,薪水不薄,且无须干活。
邹韬奋听罢,气愤异常,当即一口拒绝,并不无讽刺地说:“王校长如此慷慨,不如让他送‘礼’给同仁堂,救救几百万嗷嗷待哺的灾民吧,何奈关心我一人之生活!”
来人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后来,邹韬奋将调查结果加照片如期刊登,并在文后附评:“做贼心虚,而已表尽人格者,诚以为只须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骨气的人,但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将王伯群痛斥了一番。